諫官又稱言官或垣官，職在諷議左右，以匡人君，監察方式主要是諫諍封駁，審核詔令章奏。
這一群體，在明朝可謂是達到了巔峰。
按照明制，這個群體總人數一般保持在二百人左右，為歷代之最！
明代的皇帝從制度上賦予了言官廣泛而重大的職權。
如規諫皇帝、左右言路、彈劾百官、按察地方等，大凡從朝中到地方的各級衙門。
從皇帝到百官、從國家大事到民生，都在言官的監察和言事范圍之內。
所以，明代言官身份獨特，職權特殊，對于朝野上下都能起到震懾作用。
只可惜，在明代中后期的時候，言官的性質發生了極大的改變。
各種言官冒死上諫，以挨廷杖為榮，被處死，還能流芳百世……
這不是畸形了嗎？
慶忌不得不引以為戒。
畢竟言官的職權過于特殊，風聞奏事，捕風捉影，雞毛蒜皮的事情都會報告到國君的跟前，豈不是讓慶忌忙死？
難道，慶忌非要給自己找罪受嗎？
他又不是受虐狂！
“善。”
慶忌坐于陛臺之上，揮了揮手道：“設立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事宜，不必再議！”
“為人君者，當善于納諫，從善如流。寡人朝中有如此之多的賢臣，稷下學宮亦有數千士子敢言直諫，寡人何愁言路被堵塞？”
聞言，群臣都不禁紛紛下跪，高呼道：“大王明鑒！大王萬年！”
但是，治粟內史曾點，并不打算放過慶忌。
“大王，臣以為，敢諫之鼓與誹謗之木可以不設立。然，大王身邊，朝中應該有諍臣，即諫言之官！”
曾點顯然是有備而來，手持牙笏，朝著慶忌躬身作揖后，朗聲道：“凡擇諍臣，當以三事為先：其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
“為諍臣者，必國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
“臣附議！”
“臣等附議！”
諸如孔丘、冉耕、子路等儒家學派出身的大臣，都紛紛下跪，請求慶忌設立“諍臣”。
所謂的諍臣，其實跟言官是一模一樣。
在晏嬰給慶忌所上的奏疏中，也提出來，要設立“諍臣”，以在國君身邊進諫言，以使國君明辨是非、曲直、得失，然后改正……
出發點是好的，只是慶忌如何能答應？
按照曾點的說法，這諍臣的挑選標準，可謂是十分苛刻的。
諍臣必須正派剛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愛身固祿。
再次，具有突出的學識才干，既通曉朝廷各方政務，洞悉利弊動態，又能博涉古今，引鑒前史。
除此之外，還須具備一定的仕途經歷，歷練穩重。
對于年齡、出身以及文章、詞辯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體的要求……
總而言之，品行、才識不可缺失。
能當上諍臣（言官）的，都是一群要名不要命的狠角色，譬如魏征、海瑞這些千古名臣。
慶忌能設立“諍臣”，來糾正自己或者是后世君王的得失嗎？
未嘗不可。
只是，這讓一向心高氣傲的慶忌，略有不滿。
比起這一諍臣言官制度，慶忌寧愿設立敢諫之鼓，以及誹謗之木。
為何？
“敢諫之鼓”與“誹謗之木”，形式不同，功能則一。
“諫鼓”、“謗木”均是堯舜建立的與民眾溝通的渠道。
用現代的話講，就是廣開言路，傾聽民意，鼓勵民眾積極進言、諫言，自覺接受民眾的監督。
所謂敢諫之鼓，意指堯帝在朝上專門設置了一面鼓，若有人擊鼓進諫，他便會出來接待納諫。
但其中的“敢”字卻也道出了其中的深意：
一是進諫之士需有敢當面直言的勇氣。
二是納諫之人需有納諫的仁德與胸懷。
若二者缺一，“諫鼓”就將淪為虛有其表的擺設……
堯帝之后，舜帝繼位，他令人在朝廷前設立“誹謗之木”。
這里所謂的“誹謗”，并非造謠污蔑、惡意中傷之意。
放言曰謗，微言曰誹。
公開表達不滿叫做謗，私下表達不滿叫做誹。
因而“誹謗”一詞，仍有進諫之意。
舜設立“謗木”，即是為讓天下黎庶在其上發表對他的批評意見和改進的建議。
與“諫鼓”相比，“謗木”的興起，說明黎庶敢擊鼓當面直言的勇氣已經消退，變得只敢在“謗木”上間接發表諫言。
甚至是只敢以匿名的形式隱晦進諫……
“不妥！”
這一次站出來反駁的，不是鄧析，而是御史中丞伯噽。
在見到慶忌遲遲沒有表態之后，伯噽就知道自己的國君，此時需要一個人站出來“拱火”，故而毫不遲疑的挺身而出。
只見伯噽義正言辭的喝道：“國君身系一國之興亡榮辱，王即國家也，身份何其之尊貴！”
“怎能讓人非議？”
“若利弊得失也，自有公論，我王自有決斷，何須他人指正？”
一聽這話，曾點不禁哼了一聲，不屑的說道：“御史中丞此言差矣！”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大王雖為國君，卻也是凡人，何不能有敢言直諫之諍臣，從旁進言，以匡正過失？”
“呵呵！”
伯噽冷笑道：“治粟內史，你若非要讓大王設立‘諍臣’，我伯噽毫無異議。”
“只是這諍臣，請讓伯噽出任！”
“……”
好一個狗腿子！
朝堂之上的一眾公卿大夫，臉上的表情都可謂是十分的精彩。
伯噽是何許人也？
一個阿諛諂媚之臣，讓他出任諍臣言官，等于這一職位形同虛設……
“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也好，或是這諍臣，暫時不設也罷！”
慶忌大手一揮道：“寡人若有過失，朝臣官吏，自當有敢言直諫之責！”
“諾！”
見到慶忌主意已定，群臣都不便于再次進諫言。
慶忌這樣，是在剛愎自用嗎？
是，也不是。
言官制度，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糾正國君的過失，讓國君明辨是非，加以改正。
但是，倘若言官制度發展到如明朝一般“畸形”，日后的吳王何以自處？
再者說，慶忌現在日理萬機，作為一個大國的君主，有著一定的自律能力，實在沒有必要，增設這樣的言官群體，讓自己心煩意亂，找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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