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新宅！
周揚從四機部回來之后，就一直將自己關在書房里，就算是李幼薇和孩子們放學了他都沒有出來。
前面幾個小時，他都在認真的閱讀那份半導體發展計劃的草案。
對于這個發展計劃的規劃方略，周揚前世看過不止一次。
當然了，他看到的方案和眼前這個草案還不太一樣，相比而言，眼前的這份草案還是有點粗糙，很多問題都沒有考慮到。
反觀前世看到的那份方案就不一樣了，雖說框架和眼前這個草案沒有太大的區別，但是內容方面就詳細的多了。
怎么說呢，他前世看到的是真正的方案，顯然是這份草案的完善版本，不僅僅規劃的目標明確，且有詳細的發展步驟。
如果真的按照這個計劃推行下去的話，那么我國的半導體產業即便沒有領先世界，但也不至于像后來那樣被人卡脖子，更不用經歷那三十年的市場換技術的悲哀。
但即便是如此，那個計劃還是失敗了。
所以，現在周揚要考慮的不僅僅是如何完善這個方案，更重要的是分析前世這個計劃失敗的原因。
同時，最重要的是想出解決的辦法，避免重蹈前世的覆轍。
至于前世我國在半導體行業的全面失敗不，應該說是潰敗更為貼切，究其原因有很多，但根本原因有兩個。
一個是外部勢力不希望我們在這一新興產業方面超越他們，所以進行了超乎想象的技術封鎖，并針對我們的半導體產業設下了一個天大的陷阱。
就比如說，1973年，借著中美關系緩和及歐美石油危機的機會，我國希望從歐美國家，引進七條3英寸晶圓生產線，是當時世界最先進技術。
我國的這已決定要比臺灣早2年，比韓國早4年，即便是半導體發展最為迅速的賊鷹，其國內第一座4英寸（100mm）晶圓廠也是在1975年才開始建設，在此之前他們最先進的也是3英寸晶圓。
但讓人沒有想到的是，那些西方國家一邊答應賣給我們，一邊卻以各種理由拖時間，導致這個計劃硬是拖了七年。
最終我國才得以引進三條已經落后的3英寸晶圓生產線，分別投資在京城國營東光電工廠（878廠），航天部秦省驪山771研究所，和貴省都勻風光電工廠（4433廠）。
此時已經比灣島晚了3年，比棒子晚2年。
這和后來的“和平珍珠”計劃幾乎是如出一轍，對方就是畫了一個餅，然后吊著我們，讓我們錯失自主研發的時間。
等時間到了，再將一些落后的技術賣給我們，更甚至于以一些可笑的理由直接中斷談判或者是合作，讓我們之前的投入化為飛灰。
當我們再回頭準備自己搞的時候，卻發現時不待我，錯過了黃金發展時間，就算是我們勉強研究出來，技術也落后了，“八爺”的遺憾和無奈也是因此而來的。
就是在這種技術封鎖以及各種陰謀、陽謀的算計下，我國半導體產業從領先絕大多數的國家，然后迅速被對方超越。
尤其是南韓的那群棒子，他們在燈塔干爹刻意扶植下，依靠20億美元左右的巨額瘋狂投資，在dram產業取得了顯著成果，而這個時間剛好就是1980年前后。
所以，周揚認為想要重振我國的半導體產業，首先就是要讓掌握決策權的高層意識到自力更生、自主發展的重要性。
技術可以買，也可以偷學，但是我們的科研人員卻不能等，決不能被歐美國家牽著鼻子走，這是底線。
只是相比于這個問題，另一個問題才更加致命，且似乎無解。
前世造成我國半導體產業全面衰敗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們自身出現了問題，不僅僅是政策方面，還包括經濟以及認識方面。
除了八十年代甚囂塵上的“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言論外，更為重要的是，因為一條政策，徹底的斬斷了半導體產業的未來不，應該是斬斷了整個電子工業的未來。
如此恐怖的政策就是大名鼎鼎的“撥改貸”，這條政策普通人可能知道的不多，但是在國企工作過的肯定聽說過，因為很大一部分企業就是因為這條政策走向絕路的。
按照我國國有企業早期的運行原則，絕大多數的企業是先從政府財政獲得撥款，作為工廠流動資金或技術改造經費，企業盈利后將利潤上繳國家財政，這樣形成良性循環。
但就在1984年，為扭轉財政虧空局面，上面盲目實行“撥改貸”政策。
按照這一政策，將政府財政撥款改為企業向銀行貸款，還要支付高額利息。而另一頭，企業的利潤照樣要上交財政。
這樣政府不僅不投一分錢，反而像從前一樣，抽走企業的大部分收入，導致國有企業迅速陷入虧損困境。
作為當時國民經濟中利潤較高的產業，電子工業受到的影響是空前的，等于直接抽干了電子工業賴以發展的資金，最終導致了后來一連串的災難。
這只是危害之一，由于“撥改貸”，企業必須更加的注重效益，研發什么的都得靠后。
以至于大部分企業只顧引進外國設備，以盡快投產盈利，缺少科研資金對外國技術進行消化吸收。
所以到八十年代，正是電子產業興起的關鍵時期，歐美日韓等國，甚至于我國的灣島都在加大對電子產業的科研投入時，我們國內卻在大規模壓縮科研經費投入。
1984年以后，由于“撥改貸”造成的困境，使我國企業基本無力進行研發，科研經費占gdp比值驟然降到0.6%以下，我國的電子工業徹底垮了。
而包括半導體產業在內的整個電子工業，本身就是高投入高利潤的行業，整個行業技術更新迭代速度非常的快，落后也就幾年內的事情。
在失去了自主研發的能力之后，我國相當一批大型國有企業不要說是發展了，生存都受到了影響。
就比如說我國最大的半導體企業——滬城元件五廠，在1980年的時候，這個廠子的利潤就高達2070萬元，職工人均利潤1.5萬元。
即使是1985年，上海元件五廠的產值仍然高達6713.1萬元，利潤達1261.4萬元。
然而到了1990年，滬城元件五廠產值下降至1496萬元，利潤竟然僅有萬元，全廠1439人，人均利潤僅有區區元。
熬了沒幾年，這家風光了三十年的半導體器件龍頭企業，就在改革開放的“春風”里破產倒閉了。
而像這樣不明不白稀里糊涂倒下的企業實在是太多了，數都數不清。
因此，在周揚看來，我國半導體產業想要重振，甚至于像后世的“新能源”、“高鐵”等產業實現彎道超車，最重要的還是阻止這個可怕的政策的推行。
只是這可是國家政策啊，周揚真不覺得自己有這樣的影響力。
好在這個問題的核心是錢，只要解決了錢的事兒，那么這事兒就還有余地。
對于賺錢，周揚還是略懂的！
在理清了所有事情的關鍵之后，周揚終于拿起了紙筆，而后伏案疾書了起來。
幾個小時后，一份影響深遠的方案便成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