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聽到了黃巨鹿的詢問之后，殷正頓時陷入了沉默之中。
如果是普通百姓與國家的利益相比，殷正幾乎不會有任何的遲疑，毫不猶豫的便會說出“國家利益至上”的話語。
然而，此時此刻黃巨鹿提出的卻是“君王與國家的利益孰輕孰重”，這個問題瞬間就難住了殷正。
在場所有人都是翹首以盼，卻并沒有人開口催促與打斷。
所有人都在心底狐疑，到底是君王更重還是國家的利益更加重要。
也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殷正方才面色嚴肅的說道：“君為國之根本，若是無君，又怎會有國？故，君王至上。”
他這句話音落下之時，在場幾乎所有諸侯都微不可察的點頭。
他們都是一國之君，享有一個國家最為崇高的地位。
他們自然是更加欣賞“君權至上”理論。
對于個別貪心的人來說，甚至恨不得整個國家所有的奇珍異寶，美味佳肴都是屬于他們的。
甚至就連周國的儒家大儒也忍不住微微點頭。
在周儒的觀念里，天子至高無上，理所當然的享受所有人的供奉。
商國法家的治國理念雖然有所不同，但是在這一點上，倒是與他們驚人的相似。
周國把人分為三到四等，第一等是王，第二等是公卿士大夫與諸侯，第三等是國人，第四等是奴隸和野人。
在禮樂未曾崩壞之前，雖然有等級制度的存在，但是底層的國人與奴隸多少有活路。
因為那個時候的戰爭只是王族與貴族之間的事情，國人與奴隸只需要從事生產即可。
后來，國人也逐漸有了必須要服兵役的義務，但是因為是“井田制度”的緣故，國人耕種的土地除了最中央的上田產出歸國家所有以后，剩下的收獲也還能夠百姓生活。
但是禮樂崩壞之后，一切也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起因是一部分的國人甚至是貴族為了自己得到的利益更多一些，所以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了自己的田地上面。
于是，屬于國君的土地收入銳減，逼得沒有收入來源的那些國君開始根據百姓的產出收取稅收。
這個時期的土地生產力十分的低下，但是因為人口稀少，用于耕種的土地還算充足，所以，百姓們都分到了大量的田地。
這個時候禮樂已近崩壞，戰爭已經不再只是貴族與國人的事情，有時候甚至還需要把奴隸也拉上戰場。
所以，隨著戰爭的人數增多，戰爭的消耗也就開始升級。
稅收太低的國家根本經不起這樣的消耗，所以，為了維持戰爭的底氣，各國不由自主的開始加稅。
這稅一加再加，最終加到了五成，乃至于七，八成。
再后來，大量的叛民，逃奴出現，統治者發現把手底下的百姓逼急了，自己的統治也就變得不穩定了。
甚至，這些活不下去的百姓還有可能逃到敵國去。
于是，沉迷于高稅收的諸侯們開始節制起來，將稅收調到了二三成，這個賦稅程度已經算不得高了。
但是，諸國的國家并非是國君一人的，同樣也是公卿士大夫的。
他們在獲得了國君賞賜的封地之后，同樣需要向國君繳納賦稅。
畢竟，國君也需要向天子繳納賦稅。
但若是只有兩三成的稅，在滿足了國庫與天子的需求之后，公卿士大夫們吃什么？
于是“賦”出現了，各國百姓用于進貢給封君的稅只有兩三成。
但是，身為國家的子民，也該為國君分憂吧？
國君今天連熊掌都吃不起了，身為國家的子民，繳納一點“賦”，用于供奉國君不過分吧？
于是，賦稅成型，加起來高達五成之巨。
縱觀之前各國的賦稅演變過程，統治者一直在考慮的都是國家的利益。
但是，他們所謂的國家利益，實際上便是統治者自身的利益。
百姓對他們來說，不過是牛馬而已。
除非是得到了貴族的賞識，否則你就算是在戰場上把敵方國君的腦袋給割了帶回來，也得不到任何的回報。
國家會承認你的功績，并且給予你榮耀。
但是，國家不會給予你任何回報，因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應該做的。
所以，秦壽一家未得狐丘氏賞識之前，就算是窮盡三代人的努力，卻連成為一個“士”都做不到。
這也是為什么秦國的軍功授爵一出，并且堅定實施之后，秦國的軍隊戰斗力能夠那么快提升的原因。
令殷正猶豫的“國家利益”與“君王利益”孰輕孰重，并非是這個國家的百姓與君王孰輕孰重。
而是，這個國家的公卿士大夫與君王誰重一些。
殷正是臣，他當然看重公卿士大夫的利益，但是，也正是因為他是臣，所以，他不能夠說出“國家利益”更重。
黃巨鹿卻是變了臉色，這個深受秦王影響的秦國變法者，在這一刻透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堅定。
他幾乎毫不遲疑的開口辯駁道：“就算是君王也只是個人，而國家代表的卻是千千萬萬的人。
在我秦國，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說得便是在秦國，維護國家利益的國家國法高于一切…”
黃巨鹿慷慨激昂的開口辯駁，殷正卻是不肯服輸，同樣引經據典的開口反駁。
二人唇槍舌戰斗了一兩個多時辰，直到日落西山，天色昏暗方才罷休。
然而，就算是二人已經不再爭執，卻始終不曾被對方說服，從而改變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
各國諸侯都是滿臉新奇的盯著黃巨鹿這位秦國的廷尉，心底好奇的是他是如何能夠活這么長時間的？
在諸侯的心目當中，秦壽是一個銳意進取的君王，他從普通周國國人一路廝殺到了如今的秦王，縱觀其半生，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似乎都是以他自己的意志在行事。
這么一個“霸道”的秦王，是如何容得下一個不把自己放在最好位置的黃巨鹿？
秦壽令人準備好了宴席，結束了這一場對他來說沒有定論的辯法。
對于秦壽來說，二人的爭論實際上并沒有什么太大的意義。
如果一國的國君把國家的興盛與強弱視作自己最重要的事業，那么，任何有利于國家的事情，便都是有利于國君的事情。
就像是分封諸侯并不等同于要分化王權，中央集權，也不意味著一定要君主獨裁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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